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戚家军
在嘉靖抗倭战争中，戚继光的戚家军是剿灭倭寇的主力，到了隆庆时期，戚继光和戚家军北调至九边蓟州镇，成为防卫京师的主力，一时间北境肃然。但张居正遭到清算后，戚家军因和张居正牵连过深也在清查之列，自此戚家军地位下降。至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），援朝抗倭战争结束，参加战争的戚家军重返蓟州“造反”，史称“蓟州兵变”或“蓟镇兵变”。“造反”旋即被朝廷剿灭，自此戚家军消失。
蓟州镇长城遗址
嘉靖时期，戚继光在南方采用募兵制，招募了一批南方人，时人将之与岳飞的岳家军同列，号戚家军。经历抗倭战争的历炼，戚家军实为难得精锐。戚家军不仅粮饷充足；大帅戚继光又和军士同甘共苦，养成了军士士气高昂、愿为戚继光效死的斗志；而且戚继光本人特别注重火器，曾写成《纪效新书》、《练兵实纪》等兵书大谈火器的重要，所以戚家军也是一支高火器配备的部队。
一、从亲兵到杂牌
戚继光
隆庆时期，戚继光和2万戚家军北调至九边之一的蓟州镇，戚继光在蓟州以戚家军为样板训练蓟州兵马。隆庆二年发生了蒙古入侵青山口之事，戚继光率军在青山口大败蒙古兵。万历元年，蒙古朵颜部董狐狸多次侵犯喜峰口，皆被戚继光击败，董狐狸只得接受明朝招抚，一时间“边备修饬，蓟门宴然”。其实戚继光作为外来的将领，和蓟州本土守将发生过冲突，结果却是蓟州总兵郭琥被调离。戚继光受到信任的原因，目前猜测就是受到朝中某阁部大员的支持。联系以后的戚继光贿赂张居正，给张居正的书信中自称“门下走狗”，万历六年张居正南下返乡之时戚继光特意调一队火枪手充当护卫队，所以可以肯定张戚二人之间存在一定关系。
万历十年，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，其党羽都被查处，戚继光也遭到连累，被调离蓟州改派广东，而戚家军则被留了下来。戚继光无罪而被调离蓟州，甚至在万历十三年被彻底革职，这种不公平的待遇给蓟州兵变埋下了种子。
戚家军
万历时期的《两朝平攘录》说，援朝抗倭战争爆发，蓟州戚家军入朝参战。平壤战役时，总兵李如松许诺先登上平壤城头的所部官兵赏银万两，戚家军果然首先登上城头。此后戚家军被调回蓟州石门寨，李如松拒不给钱，最终激起戚家军组团抗议。当时的蓟州总兵王保本身就看这些南方出身的戚家军不顺眼，“总兵王保与南兵有小忿”，所以借着戚家军聚众抗议之际，将石门寨1300名嫡系戚家军全部杀死，驻守其他地方的戚家军则全部被遣散回南方，时人冤之，“人心迄愤惋”。
二、蓟州兵变
李如松（左）
朝鲜的《宣宗实录》则说，因王保不给蓟州戚家军提供给养，引发戚家军暴动，戚家军3000余人被剿灭，其余兵士则被遣散。
《明史·王保传》则说，戚家军援朝归来，路过石门，发生骚动，要求增加饷银，当时的蓟州总兵将他们引诱到演武场全部杀死。给事中戴士衡、御史汪以时说戚家军没有反，是王保对南方出身的戚家军有偏见，所以“纵意击杀”，当即提出疑问。朝廷派巡关御史核查，巡关御史包庇王保，核定是戚家军造反，最后兵部尚书石星定性戚家军就是造反。一周后，京军陈云鸿“统押防海南兵（戚家军），发回原籍。有不听命者，以军法从事”，由此戚家军编制被取消，没死的戚家军余部被遣散回南方，混编入南方各军，威名赫赫、抗倭最猛的戚家军最终消失。当年十二月，戚家军中的士兵胡怀德被认定为造反祸首在北京被凌迟，士兵李无逸则被枭首后传阅九边。蓟州兵变至此结束。
入狱的戚家军
关于戚家军有没有造反，笔者更倾向于戚家军的确发生了组团抗议，这种抗议被王保恶意丑化为兵变。戚家军的组团抗议并非野心家的躁动，而是被不公平的待遇所激起。纵观蓟州兵变前后，戚家军没有提出任何造反口号和纲领，没有骚扰百姓，而且兵变一夜就被解决，由此看出戚家军“兵变”的无力。
首先就是戚继光和戚家军遭受不公平遭遇。戚继光治军严厉，和士兵同甘共苦，又不拖欠饷银，使得戚继光深受士兵爱戴。张居正死后，戚继光被革职，戚家军受牵连，从朝廷嫡系变成了杂牌，这就埋下了戚家军兵变的种子。
三、真的兵变了吗
张居正
其次就是备受北军将领歧视。有明一代，南北矛盾十分突出，不仅是文官科举层面出现了南北之争，就连武将方面也有南北争斗。李如松是北方人，而当时的戚家军从主将到兵士都是南方人，所以平壤战役的首功被李如松归到了北方人杨元身上。负责抗倭战争的总指挥宋应昌写的《经略复国要编》也提到，平壤战役后李如松拒不给戚家军兑现奖赏之事。朝鲜兵曹判书李德馨也证实，戚家军的将领、南方人王必迪在平壤战役后怒斥李如松“不智不信不仁”。朝鲜人卢稷证实“初南兵先登有功，而李提督不为录功”。碧蹄馆战败后，李如松又把战败的锅甩给戚家军主将、南方人吴惟忠，致使吴惟忠被革职。
吴惟忠可是平壤战役的战斗英雄。当时戚家军猛攻倭寇严密防守的平壤城，戚家军主将吴惟忠奋勇登先、亲登平壤城“中铅洞胸，血流腹肿，而犹能奋呼督战”。此后吴惟忠驻守庆州，在防御倭寇的第一线，屡次大败倭寇，吴惟忠被朝鲜人尊为“南兵三营将”。戚家军治军严格，对朝鲜百姓秋毫无犯，也不拿朝鲜百姓一针一线。所以朝鲜人对吴惟忠有一致的好感。朝鲜文学大家裴龙吉给吴惟忠作的《天将吴侯颂德碑铭并序》就说“（朝鲜）乡父老具壶桨箪食，付余往犒……（吴惟中）一无所受”，甚至吴惟忠还出私银救助朝鲜穷苦百姓。所以蓟州兵变之后，《宣宗实录》说“杀害南兵（戚家军）之事，天下莫不怨骂石尚书（兵部尚书石星）、李提督（李如松）”。
吴惟忠
隆万以来，蓟州就是戚家军的驻扎地，由于戚继光的经营，至万历十年戚继光离开蓟州之前，蓟州镇已经建成了严密的火器城防体系，有大小炮台1194座，守军半数以上习练火枪、火炮，“空心敌台，蓄以军火器具，分布南兵守望无间”，如此严密的防护，使得隆万时期边境出现了难得的安宁，一时间草原不敢南下牧马。
但戚继光离开后，蓟州兵备开始废弛，朝廷也开始欠饷，极大地影响了蓟州士气。至蓟州兵变发生，蓟州镇的主力戚家军被遣散，蓟州其他北人各军的南方教官全部被开除，被南方教官训练成的蓟州北人军士则全部离开一线，沦为斥候、瞭望兵等辅助兵，新补充的北人军士疏于训练，造成蓟州镇兵备完全废弛。
四、清洗蓟州和边防废弛
蓟州镇
自张居正被清算，戚继光被南调，吴惟忠被罢黜，至石门被屠，蓟州戚家军已经不可避免地和朝廷中央的政争扯上了关系。蓟州兵变20年后的1616年，努尔哈赤造反，后金屡次入侵内地，都绕开北京，次次都是攻破蓟州镇，蓟州镇形同虚设，完全没有起到拱卫京师的作用，也再不复戚继光时期九边第一镇的名声，所以从军事上看明实亡于万历。
最后
[font=]参考文献
《明史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。
诸葛元声 ：《两朝平攘录》，台湾学生书局，1969年。
《明神宗实录》，台北“中央”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，1969年。
